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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必然选择

时间:2015-01-25 16:52:51  来源:毛泽东1949  作者:徐汉成

1978年,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第2卷第149页)

然而,没有如邓小平说的“经过更长的时间”,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匆忙的全盘否定了文革。

三十多年来,从研究文革的专家到文革当事人、从右翼“精英”到左翼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文革予以评判。从“权力之争”到“文革多余”,从“十年动乱”到“文革失败”等不一而足。

社会主义阶段是否存在着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否需要继续革命?这是评判文革的核心,如果离弃了这个核心,忽略了文革前面的“无产阶级”这一主题词,则必然会滑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评判文革只能是文人墨客们的随意解读或任意杜撰。文革当然是一场多余的“动乱”,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文革则必然是一场保卫社会主义的及时和必要的革命。

从建国之初与刘少奇争权的“高饶反党事件”中,毛泽东却坚定的支持刘少奇一方,随着当事人邓小平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否定,“权力之争论”已经不攻自破。虽然,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们仍然在不遗余力的控诉与妖魔化文革,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时代的变迁,文革的本来面目将日益清晰,蒙在文革头上的阴霾将逐步散去。

一、驳“文革多余论”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并特别强调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的人划分为右派,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任全国反右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1980年,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中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虽然,《决议》认为反右斗争扩大化了,但还是肯定了反右斗争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长期以来,很多人大惑不解:文革与反右,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决定,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开展文革的《决定》是八届十一中全会表决通过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常委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肯定了反右,文革却被全盘否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从反右的《指示》与文革的《决定》看,虽然,两者都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革命对象却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反右的主要对象是一些民主党派中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以及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划分为右派分子当中,基本上没有各级党委的领导人,没有中央委员,更谈不上政治局委员与常委了。与“反右”不同的是,文革的重点却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卷第346页)

邓小平也承认文革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认为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批判,这就搞错了革命的对象。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分歧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分子,洞若观火的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思想不仅表现于文化领域,尤为危险的是,党内的高层有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因此,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警告(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之所以也赞成搞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反社会主义势力只是隐藏于各界的知识分子当中,在党内的高层,根本不存在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刘少奇与邓小平的思想中,他们还将这种观点用于指导初期的文革。1966年毛泽东南巡之际,在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于6月初召开中央会议,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驻了工作组,将文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教师与学生。引发了各基层单位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返京后,立即撤销了工作组。并于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泽东之所以用了“白色恐怖”一词,是因为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在短短的五十多天里,工作组将10211名学生打成了“右派”,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在八十年代的一次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直言不讳:“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文革多余,不仅仅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观点,并且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在文革中曾经被冲击的各级领导干部。

1980年10月,胡耀邦在党内组织了一次四千人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参与者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高级干部,很多人认为,我们都是扛过枪、打过仗的人,历经枪林弹雨,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怎么会复辟资本主义呢?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不搞文革,中国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句话,文革是多余的,曾经遭受过批判与斗争的干部是冤枉的。因此,《决议》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57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仅为十年的时间。虽然,毛泽东于1962年就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警示,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将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遏制在萌芽之中,但是,对于党内是否真正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是否真的能够在中国复辟,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实践的验证,人民还没有强烈的感性认识。因此,对于《决议》以上述的论点否定了文革,不仅得到了党内一部分人的赞同,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也没有造成强烈的反响?

因此,文革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在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是否混淆了是非?文革是否多余?如果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并没有产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高层既没有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出现修正主义分子,改革开放并没有出现右的干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风平浪静和欣欣向荣,则说明《决议》否定文革的论点是正确的,文革确实是多余的。

令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是,距离《决议》否定文革仅五、六年的时间,到了1986年,中国社会各界就出现了一股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虽然,邓小平将其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呢?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7页),可见,邓小平将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右派分子的定义是根本一致的。

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的怂恿与支持,自由化思潮不仅渗透到党的方针政策中,还造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危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致使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不得不动用军队来解决政治路线分歧,造成了三年内倒台了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政治悲剧。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藉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这一边,实际上是在搞分裂。”(邓小平文选《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第三卷第324页)

1981年6月至1989年6月,虽然胡耀邦、赵紫阳相继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邓小平说:“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当务之急》第3卷第310页)既然邓小平选中了胡耀邦、赵紫阳,说明在邓小平的眼中,他们都与刘少奇一样,属于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他们之间绝不存有私人恩怨。但是,邓小平为什么要与胡耀邦分道扬镳?赵紫阳为什么要与邓小平分裂?除了路线斗争之外,其他别无解释!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认为邓小平在否定文革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殊不知邓小平从复出后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经过短短的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于文革,却是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然后又肯定的心路历程:

1978年,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第2卷第149页)此时,邓小平对文革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与辩证的。但是,到了1981年,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文选《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第2卷第302页)这一论述与1978年的论述就有了明显的本质上的区别,他否定了文革中的主线,认为文革是全局性的错误。

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成灾,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说:“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排除干扰,继续前进》第3卷第198页,1987年1月13日)。

1992年,由于两任总书记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更是由于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动乱,特别是前苏联的解体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旗易帜,一系列严峻的事实,无不印证了毛泽东关于“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与“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强烈的震撼。在南巡讲话中不仅提出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论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还进一步提出了:“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邓小平文选《南巡讲话》第3卷第379页)

可见,邓小平从不承认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认为文革搞错了革命的对象,到“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又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要出在共产党内部。” 从“文革多余”到“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资本主义复辟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表述,但是,难道“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中国要出问题”指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难道胡耀邦、赵紫阳、戈尔巴乔夫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吗?

胡耀邦、赵紫阳一类的走资派的相继倒台,经过1989年的政治动乱,特别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三十多年的改革又逐步偏离了社会主义,严峻的现实不仅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原先并不理解文革的老一代革命家们也幡然醒悟。对于文革有了全新的感性认识,开国元勋王震在临终前曾感慨万端的说还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认为从后来的现实看,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然而,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百年基业,他们已是回天无力。

二、驳“十年动乱论”

邓小平多次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文选《南巡讲话》第3卷第382页)所谓“实事求是”,包含评价或者判断一件事物,应该遵从事物的客观存在,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夸大,又不缩小,求得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因此,文革是否“动乱了十年”?是否“十年浩劫”?经济是否“停滞不前”?是否到了“崩溃的边缘”?诸如此类,如果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就是对实事求是的践踏!

(一)是否“十年动乱”?

凡是亲历过文革的人们都记忆犹新,作为自上而下发动的“运动”式文革实际只有三年。也就是《决议》为文革划分的从1966年5月文革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一个阶段。

关于文革的《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文革之所以被称为“史无前例”,是因为颠覆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治国理念。由“官治”走向“民治”。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大清王朝,又到国民党蒋介石。自古以来,皆为官僚治理国家与人民,哪有人民治国治官?古今中外,有没有帝王将相敢于像毛泽东这样组织与号召人民造反?当着共产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际,依靠谁来战胜他们?毛泽东再一次选择了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因此,除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外,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了文革的主力。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期间,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其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横扫“四旧”气势磅礴,造反夺权声势浩大。

但是,中央并没有因为发动了文革而放弃经济建设,在《决定》发出一个月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高等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讯速返回原工作单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高等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

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6年11月16日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全面叫停了大串连,至此,大串连活动仅仅持续了半年的时间便宣告结束。

此后,根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一系列通知、批示,1967年暑假后,高等院校、中小学便全部复课。随着工宣队与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红卫兵退出了文革的历史舞台。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了1968年底,红卫兵组织已经全部解散。至此,虽然中央没有宣布结束文革,但“运动式”的文革其实已经基本结束。

1971年,发生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在其后的几年中,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开展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但是,由于各种群众组织已经全部解散了,除了主流媒体进行批判外,各学校、部队、机关、厂矿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也采用黑板报、写标语、召开会议等形式参与,但都是在革命委员会以及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中,正如邓小平所说,对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还是需要总结的。虽然,“斗、批、改” 是文革的主线。但是,如何界定走资派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当权派,是斗垮还是保护?其次,如何开展斗争与批判?产生了诸多的矛盾与不同的派别。各地、各单位一度形成了错纵复杂的政治局面,因此,多种力量与派别之间、以及自由主义导致的“打、砸、抢”的错误乃至犯罪行为,也就无可避免了。但是,这种短期与局部的“动乱”是有悖于文革《决定》与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六条中指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7日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毋庸置疑,文革初期确实存在着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以及制造动乱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分子,他们不仅挑动与实施了“打、砸、抢”行为,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而且这一类动乱的始作俑者们还侥幸的逃脱了“应该依法处之”。

长期以来,一些必有用心的人将文革中发生的“动乱”归咎于文革,以文革中出现的“打、砸、抢”指责文革,以文革中对“走资派”批判中存有过激行为妖魔化文革。最近,一些在文革中存有罪孽行为的人又上演了一场“忏悔”的政治闹剧,向曾经被他们作为批判与斗争过的人“忏悔”。任何运动中都会出现害群之马。如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出现了汉奸与叛徒,我们就应将这些汉奸与叛徒归咎于抗战而否定抗日救亡吗?所以,这一类的害群之马如果真的是良心发现,应该是四十年前的自首,而不是姗姗来迟的“忏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的1969年,由于前苏联的军事挑衅,中国军队夺取了珍宝岛战役的胜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邦交走向正常化。1971年,由于抵制文革而被称之为“二月逆流”的老革命家们也均予以平反。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此后,全国各条战线便相继“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除了极少部分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劳动的干部与知识分子外,大部分受到冲击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便恢复了工作。1975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复出后,便开始了在全国各条战线进行整顿。

试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发生“动乱”的年代,强大的美国不仅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是在制裁与封锁,而正是处于“动乱”之际的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反而走向正常化。岂非咄咄怪事?因此,珍宝岛战役的胜利、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复出后的整顿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动乱”的范畴,在情理上与逻辑上说得通吗?

如果因为文革中发生了局部的武斗,就说“十年动乱”,那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多次“学潮”与一九八九年的全国性的政治大动乱。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改革说成是三十多年的“动乱”吗?如果将文革存在着犯罪行为说成是“动乱”,那么,一九八三年,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而近年来,凶杀、强奸、抢劫、走私、贩毒、性侵幼女等各类刑事案件却是大幅度上升,弑父、弑母、弑童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我们就能说改革是三十多年的“动乱”吗?如果将文革中自杀的人说成是因为“迫害”来妖魔化文革,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现在,我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自杀,我们就能说这些人被改革迫害致死吗?

如果因为文革初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现象,将“动乱”无限夸大与无限期延长。而全盘否定文革,是对实事求是的蹂躏与践踏!

(二)是否“十年洗劫”?

在所谓的“十年动乱”中,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否是“停滞不前”?是否“十年浩劫”?我们不妨从邓小平与《决议》对我国文革时期经济、教育、文化与外交等各个方面发展的论述中寻找答案。

邓小平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邓小平文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卷第63页1984年6月30日)

1975年,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邓小平说:“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邓小平文选《南巡讲话》第3卷第382页)因此,我们完全相信实事求是派的邓小平在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一定也是高度实事求是的。

1978年,邓小平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在旧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伟大成就是谁也不能否定,谁也无法否定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第2卷第90页,1978年3月18日)

1979年,邓小平说:“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3页),所谓“每年”,则无疑包括文革在内的十年,所谓“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不是说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较,而是包括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

邓小平不仅从工农业的增长速度来证明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还多次用具体数据来印证:

1979年11月26日:“我们现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过六亿吨,只有钢才三千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卷第232页)

1980年12月25日:“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邓小平文选《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卷第357页)

1987年,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说:“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职工相比,数目很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

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文革真的是“十年动乱”,工农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怎么可能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近四十万个工交企业以及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的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又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可能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怎么可能会有上千万的专业人才与全国近一亿的职工?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决议》在论述建国三十二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中说:

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 “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

综上所述,如果一个长期处于“浩劫”之中的国家,可能会有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吗?又怎么可能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呢?怎么会有一百二十四个国家与一个长期“浩劫”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呢?如果真是“十年动乱”,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能够得到恢复吗?所有这些,从逻辑与情理上说得通吗?如果真是十年“浩劫”,还能取得如此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那么,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实在太强大了,那么,改革岂不是多此一举?

三、文革成败的辩证法

文革之初,虽然一部分老干部并不理解甚而抵制,但是,却得到了亿万工农兵群众的广泛拥护与支持,在政治上斗垮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因为否定文革来得突然与仓促。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还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打倒华国锋”等一系列罪名公布了所谓“四人帮”的罪状。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全面否定了文革后,文革的伟大与胜利被“动乱”与“失败”取代。因此,人们认为文革失败了。历史的逆转与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然而,评判文革的成败,必须要以辩证的眼光,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视野,不能因为官方认为文革胜利了,就说文革胜利了,也不能因为《决议》否定了文革,就认为文革失败了。

1917年,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后,经过三年艰苦的国内战争,粉碎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地主资本家的武装叛乱,保卫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又成立了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立国69年后,这个社会主义联盟却轰然坍塌,社会主义改旗易帜,共产党宣告垮台。但是,我们又因此而说十月革命失败了吗?

与前苏联相比,中国虽然没有解体,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垮台,也没有明火执仗的宣布社会主义改旗易帜,但是,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特色”两个字,什么是“特色社会主义”呢?就是推崇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保留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作为执政党,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中国复辟,这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的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则我国还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传》1962年8月9日在中央中心小组上的讲话)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攻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权能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是事关是否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事关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1965年6月16日,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郑重的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5条标准。除了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之外,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的1976年10月6日,身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在没有通过任何会议表决的情况下,以党中央的名义,秘密逮捕了包括党的副主席在内的两名政治局常委,两名政治局委员的“四人帮”,开创了以非常手段清除权力障碍的先河,为否定文革埋下了伏笔。虽然,邓小平在10月10日给华国锋来信中,祝贺其“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邓小平给华国锋的第一封信)但是,华国锋真的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吗?到了1989年,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文选《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第3卷第298页)通过邓小平的评价,充分说明华国锋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不是一个懂得马列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以,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时年六十岁的华国锋的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终被66岁的胡耀邦取代,军委主席的职务被77岁的邓小平取代。

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改革之初,邓小平却做出了与毛泽东截然相反的结论。当人们怀疑市场经济与发展私有制经济会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邓小平信誓旦旦:“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2卷第235页,1979年11月26日,)当人们担心无度的开放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邓小平更是胸有成竹:“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邓小平文选《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第3卷第90页,1984年10月22日)

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邓小平文选《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第2卷第186页,1979年6月15日)众所周知,“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对于此,邓小平是持赞扬态度的,因此,在改革中,他反复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说:“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在邓小平看来,雇工必然要产生两极分化,所以,他认为“还是要动的”然而,邓小平去世后,举国掀起了离经叛道的“改制”狂潮,顷刻之间,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土崩瓦解。雇工不仅没有“动”,原公有制企业的职工都沦落为资本家的雇佣工,改革在向着资本主义方向迅跑。

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第3卷第172页1986年9月2日)但是,在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条件下,产生资产阶级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公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社会41﹪的财富,贫富差距远超美国,在城市中,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则在2倍左右。不同行业之间最高与最低收入相差15倍。上市国企高管与企业职工相差18倍,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在胡润“百富榜”2013年公布的中国1000名的富豪中,最高财产已经达到1350亿,最少的也达到18个亿。无疑,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

一方面,财富在源源不断的向一部分人的手中积聚与转移,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人民群众还处于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的境地,患了大病,只能依靠所谓“慈善事业”的救助,根据世界银行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测算,我国现有贫困人口1.35亿,其中农村人口1.26亿。在改革了三十多年后,虽然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发放居民的基本养老金却陷于拮据状态,不得不依靠推迟退休年龄来填补空缺。

改革开放后,尽管邓小平在1982年就提出了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他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小平文选《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2卷第402页,1982年4月10日)时下的中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官商勾结、贪污腐化、收受贿赂、浪费、官僚主义的态势却是日益严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制假售假等现象司空见惯。

文革被否定后,一些官员们时常以在文革中受到过批判而耿耿于怀,一些右翼“精英”们更是以文革中曾经蹲过“牛棚”而诅咒文革。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算过自己的人生帐,在文革十年中,由于广泛开展了“斗私,批修”,官员的贪腐犯罪率微乎其微,没有一个省部级高官因为贪污受到刑事处分。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贪腐官员的发案率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经有十多名省部级高官因贪腐而被处以极刑。时下的中国,每年因贪污受到刑事处罚的县处级以上官员近万名,而在2012年11月到2013年11月的一年内,就有十三位省部级官员被立案查处。试想,对于个人而言,杀头、做牢与受到批判、蹲“牛棚”相比,孰轻孰重,权衡利弊,如果算了这样一笔帐,对于这一类的官员们,文革不是一种“迫害”而是一种救赎!《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那么,难道那些因贪腐而被处以极刑、因贪腐而被刑事处分的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吗?

1957年,右派分子们只是抱怨共产党是“党天下”,只是叫嚷着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而今天的右派们则公然叫嚣“开张宪政”,干脆要共产党下野。虽然,邓小平将右派改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然而,不管是从口号上,还是从数量上,难道今天的自由化分子不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意识形态阵地已是溃不成军。

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已基本瘫痪,民心已经普遍涣散,在农村基层组织中,政治不清,经济不清、组织不清、思想不清已经成为普遍状态,村官中的贪污腐化已是屡见不鲜。

虽然,在邓小平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他所倡导的改革事业,但是,他早就为衡量改革的成败设定了标准,为人们反思改革设置了空间,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第3卷第111页1985年3月7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称之为“共产党”,而不是称为“私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者做准备,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实现大众民主,在经济上共同富裕。说得通俗一点,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地主与资本家就是社会主义,反之,产生了剥削,产生了地主与资本家就是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背离了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才说如果产生了资产阶级,我们就真是走上了邪路了。说文革“多余”也好,“动乱”也罢,文革并没有背离共产党的宗旨,并没有危及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转引自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反复证明,毛泽东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论断是远见卓识的。他从来就没有指望过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铲除,社会主义就成了铁打的江山。而是认为“以后还必须要进行多次”,中国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文化大革命,只有十年的时间,还不能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如果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就会青春永驻,那么,反而说明毛泽东“以后还必须要进行多次”的论断是一个谬误。

文革失败了吗?没有!文革是一种精神财富,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样本。如果我们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根据邓小平为改革设定的标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失败的不是文革,而改革才是真正失败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恰恰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阶段中,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论断的高瞻远瞩!

四、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必然选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反复证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仍然需要继续革命。否则,就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邓小平从不认为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承认“某种暂时复辟”,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客观存在。推翻了《决议》中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的论点。邓小平提出了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实际上也就是认同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采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这些反共产党领导、反社会主义的人?邓小平并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中给予明确的答案。

有人抱怨毛泽东,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采取对待高、饶反党集团的办法,或者是采用秘密逮捕的办法,将他们绳之以法,一棍子打死。而是采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

革命有“武革”与“文革”两种。夺取政权是阶级或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的敌对力量是武装的集团,当然需要采取暴力革命作为主要手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就是采用武装革命的办法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用什么形式继续革命?是“武革命”,还是“文革命”?或者是依靠法治?这个命题是毛泽东建国以后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说一生中干了两件事,赶走了国民党蒋介石,意味着建立了社会主义,文革则意味着保卫社会主义,可见,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

走资当权派的手中掌握着制定政策的大权,可以通过对各项政策的调整,悄无声息的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与站在明处对立的阶级相比,更加具有欺骗性与危险性。但是,走资当权派又是经过组织程序被推选产生的共产党内的各级领导者,不同于武装的阶级敌人与敌对的武装集团。他们只是党内的一小撮,又不能代表整个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同一个政权内部的斗争,这就是一个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对于这一类的当权者,是否也需要用武装革命呢?是否也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有人说文革践踏了法治,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然而,依法能否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邓小平文选《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的讲话》第3卷217页)但是,还是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一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出现了1989年的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动乱?特别是邓小平去世后,全国掀起了浩劫公有制经济的“改制”,还是动摇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地位。这就说明宪法并没有起到约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效力。我国的刑法并没有规定“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罪名。民法也没有规定此类的案由,邓小平并没有用法律的手段解决胡耀邦与赵紫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事实足以说明,面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纵的恶劣后果,法律也是无能为力的。

解决路线错误,毛泽东的一贯态度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不主张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多次的路线斗争,虽然,一些路线斗争也是属于对抗性的阶级斗争,但毛泽东同样要采取给出路的政策,从来不主张将路线错误上升到刑事犯罪的层面,采用法律的手段惩处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党内同志,因此,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没有一个犯了路线错误的人遭受到以法律惩处的命运。在中共七大上,不仅犯过左倾冒险错误的李立三依然当了中央委员,毛泽东还亲自提议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王明继续当上了中央委员。早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虽然,彭德怀被打上了反党分子,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但并没有受到刑事处分,仍然保留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仍然在学习政治经济学与写调查报告。并于1965年后,还出任了西南三线建委副总指挥。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虽然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但也没有将其判刑,被认为是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并没有开除出党,只是下放到工厂参加劳动,仍然配备车辆与警卫人员,生活待遇一概不变。否则,就没有了“三起三落”而复出工作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转引自中共中央[1968]170号文件)他又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解放军报》)“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毛泽东不主张将党内的路线斗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处置?为什么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因为路线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即使采用刑法处之,也达不到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与教育人民的目的,如果将刘少奇判刑、做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是否就绝迹了呢?会不会出现第二个刘少奇?胡耀邦辞职了,会不会出现第二个胡耀邦?撤销了赵紫阳的党内职务,是否赵紫阳一类的人物就不会再出现?事实足以证明,在邓小平解决了胡耀邦、赵紫阳一类的走资派后的中国,由于摒弃了“文化革命”,因此,走资派还在走!

虽然,作为运动式的文革结束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也被明令禁止,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文化革命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也不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的专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与国内的走资右派们对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一刻也没有停息。

改革之初,邓小平虽然认为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连续发生的政治动乱,仍然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所谓“和平演变”,就是说,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采用飞机大炮的“武革命”,而是采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革命”。采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寻找代理人与代言人,首先是鼓动私有化方向的经济“改革”,其次是推动意在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改革”。国内的自由化分子也不是采用暴力的手段,恰好相反,而是戴起了温情脉脉的面具,采用文化革命的办法,打起“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旗号,通过报刊、杂志、网络、电视等各种媒介与社会主义发起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论战,一方面,向人们灌输宗教、迷信、色情与暴力,崇尚奢侈与奢靡之风,渲染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使共产党的干部与青年丧失理想与信念,逐步走向腐化堕落,一方面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恶意造谣、中伤,诽谤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竭尽全力妖魔化文革,毫无疑义,他们在不遗余力的革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命!

邓小平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无疑,对于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邓小平主张采用国家机器出面干预,因此,他虽然认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认识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就在共产党里”。 但是,他不仅没有组织强有力的反击,而是摒弃了“文化革命”,提出了“不争论”,不争论就是只管低头拉车,而不去抬头看路,“不争论”就不能明辨是非,就不能让全国人民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由于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采用温和的办法并没有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对于一九八九的政治动乱,邓小平不得不采用“武革命”的方式来平息动乱,完全是因为放弃了“文革命”的后果!

虽然,邓小平在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果断地启动了国家机器,纠正了错误倾向。但是,众所周知,胡耀邦、赵紫阳均为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作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应该听从中央的指挥,但事实上,邓小平掌握着党和国家领导权,利用个人的权威成功的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利用军队的力量平息了政治动乱,但是,人总是要死的,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去世后,邓小平复出工作,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如果失去了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如果在党内的最高层中,出现了走资派,那么,如何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谁来启动国家机器?

对于这个问题,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开始反省,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说:“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对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说:“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邓小平所说的“长治久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连续性问题,晚年的邓小平终于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危险的,意识到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终于理解了毛泽东依靠人民群众来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良苦用心。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阶段,两条路线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因此,需要继续革命!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采取“武革命”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同样也是不必要的,而且还将给国家的安全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依法并不能解决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么,“文化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必然选择。

既然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能建立在一两个国家领导人的威望上面,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由谁来承担?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先辈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对于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命运,人民是否应该默默无闻,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对于官员的腐化堕落等等,人民是否具有批判与斗争的权力?是否可以造反?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回答,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他并没有将保卫社会主义建立在自己的威望上面,而是发动人民群众,依靠大众民主的形式来保卫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开创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途径。

邓小平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第3卷第297页)因此,文革虽然被全盘否定,一些人虽然认为文革失败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全盘否定与失败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在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之前,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却是永恒的,而文革作为保卫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足迹而愈来愈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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