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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上)

时间:2016-12-14 11:54:13  来源:毛泽东1949  作者:戚本禹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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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师哲当时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译,建国初,主席要看大量的来自苏联的文件,所以师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书室的事,也不常来。江青倒是来,也管事。像反映类和控告类的信件她都看。有时还来参加秘书室的室务会议。凡是她到会的时候,田家英总是请她先讲话。田家英跟我们说,江青是我们秘书室的首长。刚开始时,我在会上发言,看到有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难免有些紧张,江青轻声地对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慢慢讲。我对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时我工作证上的职务栏里写的职务是见习秘书。领导上给我的任务一个是阅读北京和华北、东北地区的报纸、刊物,把里面重要的内容做成摘要,呈送给毛主席看。再一个是阅读处理各地群众还有民主人士写给毛主席的信件。我负责处理控告类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级干部的,那时这类信件并不多,一个月也就一,两件,但比较重要反映类的信件是李公绰管的,这类信件比较多,是反映群众对一些政策的意见的。有时他看不过来,我也帮着看一部分。数量最多的是求决类信件,即要求解决各种个人问题的,如工作,学习,治病,等等。

  秘书室呈送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给江青,由江青决定怎么处理。江青是在菊香书屋前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办公的。当时秘书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负责的。有时我也去送过。后来江青去苏联治病疗养,呈给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来负责处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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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英看我喜欢学习,看书,加上我做的报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阅,就叫我协助他一起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与其中。而具体的工作则是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负责。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相关领导审定的编目,印出入选文章的清样,我们把清样分送给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审阅修改。然后,田家英和我就要对经过修改后的清样作反复校对。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印出来了,但有些文章并不是根据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时还没有中央档案馆)那里找原件作校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保留下来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都是发表在1920年代的《向导》等杂志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杂志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当时用手刻油印出来的本子,那很可能还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或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却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回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她听说主席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是贺子珍照顾他的。

  一个山东的小女子,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来到了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去照顾他,不但照顾的那么好,还帮助他整理文稿。我作为她的乡人,感到非常光荣。

  江青还跟我说:”人家老说是主席先喜欢上我的,其实是我自己先主动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听说,主席的夫人对主席不好,后来又离他而去,主席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我就想要去照顾他”。她说,她多次听过主席做的演讲,看过主席的很多文章,觉得主席才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时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她说她记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节是阳历1月31日。那天主席来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渔杀家》。阿甲很会演戏,他在舞台上尽量把自己的身体压得很低,来衬托她。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到后台来看他们,并和他们交谈。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谈。她说,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说笑的时候,那种魅力是她从来都没遇到过的。她当时就觉得自己可以为他去献出一切。甚至为他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职。她当时就觉得,她就是属于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会是属于她的。我问她,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她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种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这边来了。她当时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时主席又已经与贺子珍离了婚,她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机会。这以后,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里去,一开始,哨兵拦住不让她进去,她就在门口一直等。哨兵没有办法,只好进去报告主席,主席马上就叫她进去了。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记得那天正是党的生日。那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他们的婚姻,特别是张闻天,项英两个反对得最厉害。说主席怎么和一个戏子结婚。主席很生气。就对他们说,我是学孙中山。到了8月的时候,贺龙从前线回来,嚷着要主席请客喝酒。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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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整个九支队(党中央机关的代号)就是她一个女同志。她跟我说,她青年时代崇拜法兰西的女英雄贞德,她要以她为榜样,跟着主席转战陕北。她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说,那时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来照顾的,主席一边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边还要牵着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到处转,以给中原战场减轻压力。整天都是行军,转移。跑到一个地方只能到老乡家去吃顿饭。每到一个地方,江青都要自己亲自去为主席安排吃的,当时陕北粮食很少,只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点一点地揉碎,然后煮成粥给主席吃。那时江青的身体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但仍然全力照顾主席,她说,我牺牲了,那只是一个小数。而主席则关系到全国大局。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主席的营养和健康。同时,她还要协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记录整理,然后主席在江青记录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后来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主席写的一些电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记录的。

  从我后来和主席的接触中,我觉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睐,主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她能千里迢迢从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沟沟延安来参加抗日。不仅江青,还包括和江青一起来延安的电影明星陈波儿,还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认为她们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别喜欢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兰这些人。特别是秋瑾,主席对她的评价很高,他专门跟我们说过。他很喜欢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张拿着刀剑的照片,说这张照片透出了鉴湖女侠威风凛凛的气概。她的死难对满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赵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伟大的女英雄。在中国几千年抗击外来入侵的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涂的,还不如女人。李清照写的抗金诗篇: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主席亲自抄过好几遍。还有个写韩世宗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抗金的戏,主席也经常看。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有着英雄情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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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从1938年和主席结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间,我觉得她是对得起主席的。她没有给主席丢脸。尽管现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谣言,诽谤,丑化,诬陷都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但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来看,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几次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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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江青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江青和革命样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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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夏天,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可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没能完成她的任务。后来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

  江青说她在北京抓样板戏时曾跟彭真,邓拓他们打过招呼的。但彭真他们只是表面应付她,实际上并不欢迎。也没有真正布置落实,所以北京剧团的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因为市里和文化部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任务。

  原来的《红灯记》是杜近芳演铁梅,她的唱腔是绝对好的,别人都达不到她的水平。连梅兰芳都佩服她,认为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讲,那些老京戏迷都只听你的唱,不管你的长相怎么样的,也不管你的动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喻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时候是难友。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过江青指导后的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时看排演的时候,会把身体从侧面低下去看,她说这是观众看戏的角度,你戏演得好不好,一定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才知道。

  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样。可大家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时,我提了个意见。说白毛女里喜儿出逃,好像是有点个人奋斗。她一个人怎么能生存呢,比鲁滨逊漂流记还难啊!哪怕有两个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点。剧团有的人觉得我讲的对,还真去改了,设计了一个丫头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评我说,你别去瞎提意见了,白毛女一个人逃出去,这是群众已经熟知了的,你弄两个人跑出去,还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么意见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面去一讲,人家不改也不好。不过她认为我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一面,后来就在剧中增加了一些群众场面。

  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赵燕侠原来就是彭真他们喜欢的演员,她唱得确实好。我看到江青对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么人鼓动,就是不大听江青的话。文革开始后,底下的群众斗她,说她是彭真黑线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们的关系。江青说,不要斗了。还是要让她来演阿庆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见改戏,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只能叫洪雪飞来代替她。江青跟我说,洪雪飞比起赵燕侠来,那不是差一点,而是差一个档次。但赵燕侠争取不了,也没办法。

  对芭蕾舞,江青并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学。英国芭蕾舞红菱艳那部电影她都看了十几遍,还要叫我陪她一起看,开始我还觉得蛮好看,看了几遍我就觉得烦了。但她还是专心致志地在看,她要从中找到芭蕾舞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它的表达方式。她说,芭蕾舞的艺术语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脚尖。它是用脚尖来说话的。她说肢体语言就是舞蹈艺术的灵魂。她说,看电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来说话的。她还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毛主席老引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只知道看书,写文章,再下去就成书呆子了。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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