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毛泽东的故事 > 青年毛泽东

1929毛泽东屡受打击信念坚定从未动摇!

时间:2017-01-05 15:41:29  来源:毛泽东1949  作者:整理

  毛泽东信念坚定,他一生遭遇坎坷无数,但却从未动摇过。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有人彷徨,有人脱党,有人甚至成为叛徒,可毛泽东的革命信仰却坚如磐石。1924年他被讥讽为“胡汉民的秘书”。1927年五大,党组织也批判他在农运上的冒进。可即便是在党组织对他有误解,甚至遭到无理打击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更改为党、为革命继续奋斗的初衷。

  这是一个奇迹,足见毛泽东的赤胆忠心。

  朱毛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成为井冈山的领路人,但朱、毛所走的路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

  1929年对毛泽东来说十分艰难。

  4月,井冈山收到了党中央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依旧在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红军在农村的前途在他们看来是悲观的。

  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四军拆散,将具有凝聚力的战斗部队,拆分成小部队,十人到数百人为一组,散入湘赣边境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这显然是不了解根据地的情况和革命的实践经验。秋收起义的经验,就是必须一个拳头打人。拆分部队,党的军队将失去力量。

  来信还要求,“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朱德见信激动,毛泽东则神色淡然。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到如此安排,陈独秀时代,他曾多次感受到这种与主要领导人观念不合的压力。八七会议,他也批评了这种迷信主要领导的观念。如今,中央领导人变更,共产国际依旧牢牢控制着党的政策走向,在莫斯科、上海、井冈山之间,存在一种隐隐的角力。

  毛泽东并不与中央强烈抗辩,但他从不惮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经过红四军前委讨论,朱、毛给中央复信:“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是实践的自我证明。

  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失败了。”

  “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

  在根据地刚刚发展起来,还需不断与国民党的围剿抗争的紧要关头,让朱、毛离开,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复信最后,有一个小小的促狭,当然也是实际情况,反映了中央和根据地在沟通上的不畅通——“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以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中央“二月来信”之时,正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毛泽东和朱德在大柏地打了大胜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遭到重创。蒋桂战争一触即发,国民党江西主力被撤回,朱毛趁机发起攻势,拿下闽西一大片土地。

  中央又写信来指示,说明原则上朱毛要离开部队,但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与参加讨论。

  只是,这封信还未送到根据地。红军内部又出现了问题。刘安恭的到来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他是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和1928年湘南派来的周鲁一样,他们都是来传达上级精神的。

  刘安恭一到宁都,就被任命为中共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刘安恭从苏联留学回来,他带来了“一种形式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二月来信”精神,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对红军的消极主义。

  这无疑在红军内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更糟糕的是,刘安恭带了一种新的“斗争”手段,他将党内斗争公开化,给领导人分派别,说朱德听从中央的指示,毛泽东自创体系不服管束。这种混乱导致的结果是:不久之后,红军七大召开,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争论的最终决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

  会议选举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

  毛泽东退了下来,他决定去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他得了疟疾,根据地没有药物,毛泽东忍受着疾病和党内斗争的双重打击,他需要一个调整期,身体上的,心态上的,以期恢复力量。

  毛泽东来到了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

  牛牯扑,只有十来户人家,他住进一个小竹寮,仅有十来平方米。他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制作战方案。

  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他始终挂记井冈山,隐居大自然,更像是又一次“充电”。

  毛泽东和当地居民关系很不错,大家都叫他杨先生。

  这几乎是毛泽东人生中“最低调”“最神秘”的一段时光。深山,老林,读书,养病,毛泽东的生活简单又踏实,也只有到这里,他才能真正静下来,暂时不想那些党内党外的争斗,恢复力量。

  毛泽东在牛牯扑隐居养病,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严格保密。一时之间,毛泽东去哪儿了,成为外界十分好奇的问题。敌报发出号外,宣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养疴山中”。

  共产国际信以为真,还发了一个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毛泽东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他只是韬光养晦,随时准备为党工作。但原则上的问题,他不打算妥协。他既然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了,就不会轻易回去,除非中央给出明确的调令。

  事实上,毛泽东的“下台”令许多人震惊,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面临着会师以来的第一次危机,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也深感在井冈山,他的能量远远不及毛泽东。

  中共中央也做出了反应,在得知毛泽东在选举中落败后,中央立刻发出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做出批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又把刘安恭调回了中央。

  这是一个讯号,历史的天平终究还是会向正确的一方倾斜,归根到底,大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事业。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出根据地,奔赴上海,应中共中央的召唤,去汇报工作。他一共写了七个报告,最主要的就是《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周恩来召集了三人委员会,要对毛泽东去留的问题做出一个决议。

  周恩来一见陈毅就说,你能行吗?回去后赶快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

  周恩来的判断是对的。

  根据地的问题,只有毛泽东最了解、最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让毛泽东“下野”,无异于扼杀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周恩来及时地纠正了“二月来信”的偏差。陈毅代中央执笔,周恩来审定,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了指示信:从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指示信对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

  的确,红军生长在对敌斗争的肉搏中,哪有精力放任内部关门闹纠纷。中央指示,“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九月来信”抵达根据地需要一定的时间。

  朱德开始向老战友伸出橄榄枝。红军攻克上杭后,朱德主持红军八大,他请毛泽东来。

  毛泽东回信:“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是立场与原则的问题。来来去去,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才行。毛泽东有他的坚持。但毛泽东在军中的呼声很高,毛泽东离开后,大家一致认为“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红军八大采纳了很多代表的意见,大家致信希望他务必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朱德对人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

  毛泽东正在发作疟疾,但他还是坐担架赴会,只是当他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只好让他继续安心养病。

  毛泽东的病十分严重,他却没有停止工作。他在永定县农村养病,常常带病作调查研究,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了解情况。朱德攻下上杭后,毛泽东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抬着,去与红四军会合。他病体沉重,到了上杭,只能住在临江楼继续养病,幸好寻到了上杭县一名西医治疗,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好转。

  长达半年的逆境,行至临江楼,已经到了尾声。毛泽东挺过来了。

  重阳节到了,临江楼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毛泽东又有了诗情,他填了一首词,《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一段沉寂,毛泽东终于恢复了精神,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从上海回来了。他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又派人去找毛泽东,把“九月来信”亲自送到毛泽东手上,并附信:“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趟,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的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

  中央的指示、战友的召唤纷至沓来,是时候复出了。

  11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福建长汀会合。

  28日,他给上海写信,“中央: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达长汀,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即便在反“围剿”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刻,理论学习和政治提高,依旧是毛泽东最注重的问题之一。

  很快,红军九大召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这次会议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和政治上建军的原则,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给当时思想消极的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回信,并以党内通信的方式印发给部队干部,批评了林彪等同志的悲观思想,说明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

  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本文摘自《毛泽东三兄弟》,毛新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相关链接

    无相关信息

推荐图文

栏目更新

栏目热门

网站介绍 | 保护隐私权 | 免责条款 | 意见反馈 |
毛泽东1949(www.mzd1949.com)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13 Inc.All Rights Reserved.
交流QQ:2745448290 鄂ICP备13013843号-3